在(zai)全球經濟日趨一體但(dan)地(di)區文化沖(chong)突(tu)愈(yu)演愈(yu)烈的(de)(de)今天，翻譯(yi)的(de)(de)狀況(kuang)卻讓中(zhong)國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de)(de)、自覺自愿的(de)(de)閉目塞聽與故步自封中(zhong)。

　　“我真搞不懂，**的作品那么差，怎么會得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龔古爾獎/……）這是近兩年來，在大大小小的文學論壇上常見的疑問。而在相關的回復中，總會有人用恨鐵不成鋼的語氣說：“哪里是作家寫得不好？是我們翻譯的質量太差了！”
　　大陸每年出版的外國文學譯著數量維持在千種以上。但是，“文學翻譯大國”的光環，卻遮不住譯文粗劣、譯者浮躁、批評缺位等問題。
　　香港著名翻譯家黃邦杰先生指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內地翻譯隊伍的后繼者似有不足之勢。真是一語中的。曾經誕生傅雷、草嬰、王道乾等優秀譯者的中國，如今幾乎沒有幾個叫得響的翻譯家。
　　內地出版社的急功近利也是造成翻譯質量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拿名著來說，許多國內的出版社喜歡炒作概念，追求短期效益。比如，在某個文豪誕生或逝世周年的時候，一窩蜂地出版此作家作品。這些重譯本裝幀精美，印刷質量上乘，但翻譯質量與舊譯本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
　　有些最新的翻譯作品，甚至差到讓人不忍卒讀的地步——“硬譯”過來的文字，不但談不上優美和流暢，甚至連讀懂都很困難。
　　與翻譯質量的每況愈下相聯系的是目前譯者的尷尬境況。
　　20年以來，中國絕大多數職業的薪酬都翻了20倍，但翻譯的薪酬只翻了1倍。1980年代初期，譯書的稿費基本在千字30元人民幣左右，而現在，平均翻譯費也不過千字60元人民幣。
　　著名的俄語翻譯家草嬰告訴記者，他的平均工作量是一天翻譯1000字。“像我這樣的譯者，在這個時代是活不下去的。”
草嬰說。對于現在的譯者動輒兩三個月翻譯一本十幾萬字小說的速度，草嬰并沒有提出批評，反而說：“我能理解，靠翻譯養家糊口很困難，只能依靠量了。”
　　問題在于，翻譯還是一個對人的素質有極高要求的工種。一個外語系畢業的學生，甚至一個有海外生活經驗的留學生，可以做大型會議的同傳，卻未必能勝任一部文學作品的翻譯。翻譯要求一個人既精通外語，又有良好的中文功底，還要對外國的人文歷史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曾翻譯《杜拉斯文集》等名著的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許均認為，翻譯最重要的就是忠實于原著，而這種忠實在吃透原著精神內涵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許均在翻譯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時，為了準確地翻譯原文中提到的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的那段文字，還專門閱讀了解釋巴門尼德學說的書籍。
　　除了扎實的雙語功底和深厚的學養之外，翻譯還要求譯者有“靈氣”。翻譯是一種藝術、一種創作，而藝術創作總是需要靈性的。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是一個優秀翻譯家的必備素質。
　　一方面是低廉的薪酬，另一方面是超高的要求，無怪乎如今優秀的譯者寥若晨星。
　　那么，出版社為什么只給翻譯者那么低的稿酬？
　　出版“新名著主義叢書”的萬語文化公司總經理金浩先生跟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出版一本譯著，需付的版權費基本上在1000-2000美元之間，也就是1萬元人民幣左右；加上翻譯費1萬多元人民幣；書的封面設計、裝幀和印刷費12萬元人民幣。假定這本書的售價是20元人民幣，印數是1萬冊，那么版權、翻譯和印費的成本將占到總收入的40%。必須一提的是，現在的出版市場并不景氣，許多書店要求的圖書進價是書價的56折，而網上書店更是低到4折。在這種情況下，一本譯著的毛利相當有限，只有銷量在七八千冊以上才有可能贏利。但現實是，除了少量的暢銷小說和經管類圖書，絕少有一本當代外國作品能賣到萬冊以上。金浩告訴記者，他們公司出這套“新名著主義叢書”，總共虧了200多萬元人民幣。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的出版社自然不會給譯者更多的稿費，更不會像西方出版社那樣，給予譯者一定的版稅。出版社將原因歸咎于現在的人們不愛讀書，尤其不愛閱讀深刻的文學作品上。這話也許沒錯。但問題在于，如此一來只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讀者的熱情不高，出版社在策劃圖書時不敢冒險，開出的翻譯稿酬無法吸引到高質量的譯者，翻譯出的作品質量低下，讀者就越來越不愛讀翻譯作品了。
　　這樣的循環進行到一個程度，造成的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情況。一些愛書人感嘆于現在翻譯質量的下降，而眾多不知情的讀者直接把矛頭對準了那些作品的原作者。越來越多的人覺得，現在國外已經沒什么好作家了，海外的東西，不值一讀，不必閱讀。
　　這是真正的危險，是國內文化界必須正視的翻譯危局。百年以來，中國大陸上曾經掀起過兩次翻譯熱潮：第一次是上世紀2030年代，通過嚴復、梁啟超、魯迅等翻譯大師的努力，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思的資本論、洪堡的大學觀、羅素的哲學被介紹到了苦難深重的中國；第二次是1980年代，《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等名著的開禁，讓剛剛從文革中走出的中國人呼吸到了新鮮自由的空氣，看到了一個個原先被屏蔽的世界。而現在，在全球經濟日趨一體但地區文化沖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譯的狀況卻讓中國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覺自愿的閉目塞聽與故步自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