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學交流存在翻譯障礙
“上世紀80年代，我們甚至不知道格拉斯是誰”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藍旗營小區。
5號樓“萬圣書園”的咖啡香彌漫在8月31日的“消逝的柏林墻——德中文學夜”的書香中。
這只是2007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的主賓國德國在北京舉行的眾多活動中的一個。
在毗鄰的北大宿舍區，73歲的全國德語研究會副會長張玉書教授剛剛在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奧地利作家斯臺芬•茨威格四卷本文集，包括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中短篇小說集《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的故事》和人物傳記《一個政治人物的肖像》。他主編的中德語言文學文化研究年刊《文學之路》及德語文學翻譯、研究年刊《德語文學與文學批評》的首發式，在本屆圖書博覽會上頗受關注。從2000年8月開始創辦《文學之路》，張玉書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一些人長年形成的偏見：認為中國人不善于學術研究，更不善于以德語撰寫研究文章。”
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助理趙武平表示，“其實，我們一直在出德國的書”。著名學者劉小楓主編的《箋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和《尼伯龍根之歌：德國民間史詩》等圖書，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市場部副主任劉光漢底氣十足：“我們出的德國人文社科圖書已經有了規模。”
張玉書也用自己的翻譯生涯部分見證了中德文化交流史。
他的書柜里靜靜地躺著199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長篇小說《比目魚》的簽名本。1979年，時任德國駐華大使的埃爾文•魏克德邀請張玉書和一些中國作家會晤格拉斯，張玉書卻不知道格拉斯何許人也，也不知道格拉斯早在1959年就出版了后來帶給他巨大聲譽的《鐵皮鼓》，“我作為日耳曼學者卻不了解，可見中國文化界多么封閉。”4年前，一位瑞士籍的著名德語作家馬克斯•弗蘭施來到北大聽課，張玉書“也不知道老先生寫了什么作品”。
中德出版業的良性互動開始了
因為德語翻譯人才儲備上的先天不足，加上“二戰”的干擾，中國譯介德語作品的勢頭大大減弱，“1949年以后重點介紹東德文學”。“1972年和西德建立了外交關系，介紹還不是很夠。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個良性的互動開始了。德國漢學家做了一些工作，中國的日耳曼研究學者做的工作似乎更多一些。”
張玉書參加了詩人綠原先生和德國學者沃斯勒聯合主編的《中國現代抒情詩集》和《黑色太陽群》。此后，他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對重要的經典作家的譯介上。1987年和1997年，“我在北大兩次為海涅舉辦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四卷本《海涅文集》。”從上世紀末開始，張玉書開始給研究生和博士生上席勒的專題課，“我重點翻譯了三年席勒”。2005年，6卷本的《席勒文集》在紀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的紀念會上首發。
張玉書最早關注茨威格的作品卻要追溯到1965年，他在《世界文學》上發現了一位歷史學家翻譯了莫斯科版《茨威格小說集》中的《一個女人一生中的小時》。1979年,張玉書開始翻譯茨威格的作品——《象棋的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家庭女教師》、《看不見的珍藏》。“在8個樣板戲里面，非但沒有愛情，連暗示愛情的內容都沒有。這是在扼殺人性。當我看到茨威格的小說，真覺得太好了。而且我覺得，他的作品中濃郁的抒情性跟我們中國人的審美趣味非常接近。”
此后，張玉書和同行合作翻譯了最早的茨威格小說選。1981年恰逢茨威格誕辰100周年，張玉書在浙江文藝出版社翻譯出版《心靈的焦灼》。擔任責編的恰好是作家郁達夫的侄子郁飛，他建議把書名譯為《愛與同情》。
張玉書特別珍視的譯作是《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因為茨威格在書中深刻展現了傳主約瑟夫•富歇這位法國大革命的風云人物的內心世界。
“德國翻譯中國作品不太理想”
前東德學者烏爾麗克•考茨（UlrikeKautz）曾翻譯過王朔《看上去很美》、《我是你爸爸》和王蒙、余華等中國作家的作品。這次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授予2007年“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德國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到目前為止還不太理想，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還沒有介紹給德國讀者。”考茨曾說，德國讀者對當代中國文學不了解主要由以下幾個原因造成。首先是銷量的制約，余華的《活著》被考茨翻譯成德文，“不會超過四五千冊的銷量，這在德國來看還是相當不錯的”。德國的出版社因為《活著》的銷量“不是特別好”對考茨翻譯余華的《兄弟》不是很感興趣，好在有國外出版社有意向，考茨已經翻譯出《兄弟》的上冊，“到明年三月可以翻譯完第二冊。”
翻譯稿酬偏低是德國和中國翻譯界面臨的共同窘境。考茨稱，“如果我不是大學教授而把翻譯作為業余愛好的話，我就不能從事翻譯工作了。”對于中國作家開篇動輒幾十萬字甚至上百萬字的“長篇崇拜”，考茨不能理解。
“我還沒有碰到一位德國作家知道他自己的作品是多少字的”，“這可能和語言特點有關系。一個漢字的內容特別豐富，德文需要好幾個詞來表達同樣一個內容。比如說，"張經理"你們有3個字，我們是要說Herrzhang（音）。所以這個篇幅比較長。所以把中國作家的作品翻譯成德文，越翻譯越長。”一部370頁的中國長篇小說翻譯成德文就得600頁。但“德國讀者對超過300多頁的小說不太想看”。“除了美國的一些暢銷作家的書是一個例外，因為他們的名氣太大了，所以讀者還是很想看的。”
《魯迅全集》曾經在德國出版過，考茨非常喜歡魯迅的《阿Q正傳》、《孔乙己》和一些散文，德國漢學家們也非常重視，但一般讀者仍然不了解。“和文化差別是有關系的。這是一個難題，特別是對翻譯來說。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盡量把差距縮小”。
考茨對如何從中國大陸每年出版的800到1000種長篇小說中挑選值得翻譯的感到困惑。“在德國從事漢語方面研究和翻譯的人，可能只有15個人左右。”閻連科認為，一靠出版社主動追蹤中國的暢銷小說，“比如說郭敬明的小說在中國賣到幾百萬，翻譯出去在德國賣十幾萬也是可能的”；二靠有鑒賞力的嚴肅媒體；三靠中國高校的文科教授的推薦。
迎來德語出版的“新黃金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德語系副主任張意博士從2001年開始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雖然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助理趙武平認為，德語影視產品未能大規模進入中國，影響了德語出版物引進到中國的廣度和深度，但張意“不指望它們”，她相信學生對德語魅力本身的領悟會隨著對語言的熟悉而加深。
9月2日下午，張意主持了德國學者尤迪特•海爾曼和青年作家張悅然的對談。海爾曼說，德國在1995年到2000年間曾出現過青年作家不斷涌現的盛況，“受到了評論界一致好評，似乎有點近似瘋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進行了反思。”張意認為，這位柏林墻倒塌時只有19歲的女作家和君特•格拉斯那代作家不同。“她們不再去反映所謂的"德國問題"，即，對戰爭的反思。也不像"六八"那代作家那樣和自己的父輩進行清算。他們沒有給自己的寫作附加過多的責任和壓力，而是將文學當作純粹寫作和表達。”
“現在中德文學交流勢頭越來越好，到了一個鼎盛時期，有點兒回復到茅盾上世紀30年代主編《小說月報》時幾乎同步譯介德語文學作品的水平。”張意等文化學者對中德文化交流比較樂觀：“越來越多的學生能認識到德語的魅力，中德交流的良性互動已經開始。”
張玉書和張意(yi)兩代(dai)人有共同期待：“21世紀應成為德語(yu)出版的(de)一個(ge)"新黃(huang)金時代(dai)"。”
